每个物种生出的后代，都远远多于环境能养活的。拖动“繁殖速率”，看这一代生出多少、又有多少还没长大就被淘汰——达尔文正是从这句话想通了“生存竞争”。
环境只有 60 个位置，后代却有上百个。多出来的，就是竞争中被淘汰的。
先猜一猜：一代生出一百多个后代，最后能长大、能留下后代的，会有几个？
资源充裕时谁都能活；一旦后代超过环境容量，就必然有一批被饿死、被捕食、被淘汰。活下来的未必最强，但一定是最适应当下环境的——这就是自然选择的起点。详见 自然选择：进化的发动机。
加拉帕戈斯地雀的喙深本来参差不齐。连续干旱时，硬壳种子占多数，喙深的个体更容易活下来。拖动“选择压力”和“世代数”，看整群的喙深分布怎样一步步向右移。
灰柱是原来的种群，橙柱是若干代之后的种群。分布整体右移，平均喙深就变深了。
先猜一猜：干旱只持续几十年，喙深的变化真能让整群分布看出右移吗？
注意：这一代没有哪只鸟“努力”把喙变深，变的是整群的比例。选择不制造变异，它只是筛选已有的变异——这正是达尔文与拉马克的分水岭。详见 加拉帕戈斯雀：一枚钥匙。
把时间倒着拨回去。拖动“距今”，看人类的祖先什么时候才和黑猩猩、大猩猩、红毛猩猩分家——越靠左，是越久远的共同祖先。
人类与黑猩猩约 700 万年前分家，与大猩猩约 1000 万年，与红毛猩猩约 1400 万年。
先猜一猜：我们和黑猩猩、大猩猩、红毛猩猩，谁和我们分家最早？
血缘不是“谁像谁”，而是“谁跟谁分家更晚”。人类不是从黑猩猩变来的——我们和黑猩猩是从同一个祖先分头走出来的两条支线。详见 生命之树：我们共享祖先。